1945年，女汉奸李香兰将被执行枪决，谁料，临刑前她突然解开扣子，从胸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法官看后惊出一身冷汗，直接将她无罪释放。
1945年秋天，上海的天气还带着几分闷热。军事法庭外头挤满了人，记者们举着相机，老百姓踮着脚尖往里张望，都想亲眼看看那个红遍上海滩的女歌星李香兰，究竟会落个什么下场。
法庭上，李香兰穿着一身素色旗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旁听席上时不时传来几声唾骂，有人压低声音说“汉奸”，有人干脆朝她的方向啐了一口。这几个月来，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她的消息，说她是中国人的叛徒，说她替日本人唱赞歌，说她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往同胞心上捅刀子。舆论早就替法官判了刑，枪决日期都传得有鼻子有眼。
所有人都觉得她死定了。
审判进行到尾声时，法官问她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。李香兰站起来，没有哭，也没有喊冤，只是慢慢把手伸向胸前的衣扣。旁听席上一阵骚动，法警刚要上前制止，她已经解开了扣子，从贴身的内衬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。
纸很皱，边角都磨毛了，看得出来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。
她把那张纸递上去。法官接过来展开，只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那是一份日本官方出具的户籍誊本，上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——她压根儿不叫李香兰，她是日本人，本名山口淑子，1920年出生在辽宁奉天附近的北烟台。
法庭当场就安静了。
汉奸罪的根基是“中国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”，如果她从头到尾都不是中国人，那这个罪名就像盖在沙子上的楼，根本站不住脚。最终法官当庭宣判：李香兰无罪释放。
消息一出来，外头炸了锅。有人骂她狡猾，有人替她不值，更多的人愣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说起来，她这一辈子，打从根上就是拧巴的。
她爹山口文雄是个中国通，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做事，中文说得比不少中国人还地道。山口淑子从小在双语环境里泡大，一口北京话字正腔圆，闭上眼睛听，谁也分不清这是个日本娃娃。这副好嗓子和地道的中国话，后来把她送上了上海滩最耀眼的舞台，也把她推进了一个挣不脱的泥潭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她爹被日本宪兵队抓了，罪名是“涉嫌通敌”。虽然最后洗清了嫌疑放出来，但全家在抚顺待不下去了，搬到了沈阳。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为了傍个靠山，1933年，13岁的山口淑子认了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当干爹，从此有了个中国名字——李香兰。
后来她又去北平念书，认了政客潘毓桂做义父，又多了一个化名潘淑华。在同学和老师眼里，她就是个家境殷实的中国姑娘，没人往别处想。
1938年，伪满洲国的“满映”电影协会相中了她。长得漂亮，中文说得溜，嗓子又好，简直是天生的大明星料子。他们把她包装成本土歌手，推到奉天广播电台去唱歌。一首《夜来香》从东北唱到上海，火遍了大半个中国，跟周璇、白光这些顶流歌星平起平坐，被人叫做“五大歌后”之一。
名气大了，身不由己的事也跟着来了。她被安排拍了一连串电影，《白兰之歌》什么的，内容全是替日本殖民统治涂脂抹粉，把侵略行径包装成中日亲善的戏码。银幕上她笑得越甜，银幕下中国人的心就被扎得越深。
那几年她两头不落好。在日本，本国官员指着她鼻子骂“一等国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”，演出时台下掌声里夹着脏话；在中国，记者当面质问她为什么要拍那种电影，报纸骂她的歌是“靡靡之音”。她想过公开自己的日本人身份，可身边人摁着不让，她也就这么一天天捱着，直到1944年才从“满映”辞了职，躲到上海过日子。
日本投降后，清算开始了。要不是那个叫柳芭的苏联好友辗转帮她弄到了那份日本户籍誊本，1945年秋天的那个刑场，她怕是躲不过去了。
1946年，她被遣返回日本。轮船慢慢驶离上海码头的时候，不知哪个船舱的收音机里突然飘出《夜来香》的调子。她站在甲板上，浑身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
回到日本后，她用过一阵子“香兰山口”的艺名，还去香港拍过片子。1958年嫁给外交官大鹰弘之后，改名大鹰淑子，彻底退出了演艺圈。再后来她去当了电视台记者，跑到越南、柬埔寨、中东那些打仗的地方采访，亲眼看见炮弹落下来是什么样的，老百姓逃难是什么样的。
1974年她当选了日本参议院议员，一干就是18年。这些年里她没少为中日关系使劲，也多次公开道歉，承认自己年轻时拍的那些电影伤害了中国人民。1978年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的时候，她专门回了趟北京和上海，站在曾经熟悉的街头，恍如隔世。
晚年她还当了“亚洲女性基金”的副理事长，推动日本政府向二战时的慰安妇受害者道歉赔钱。这件事她做到死都没松手。
2014年，94岁的山口淑子在东京去世。
那张从胸口掏出来的皱纸救了她一条命，却也像一根刺，扎了她一辈子。她用半生唱红了风花雪月的歌，用另外半生去缝补年轻时被时代撕开的伤口。李香兰和山口淑子，两个名字在她身上来回拉扯，直到最后一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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